到底有没有产能过剩，不是术语之争，而是数据和现实的问题。国家统计局2024年的数字显示，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约为74.9%，接近并已跨过判断过剩的临界线：79%以下即表明过剩，75%以下则属严重过剩。分行业看，汽车制造业开工率约在65%左右，部分新能源车型的利用率甚至不足一半；光伏组件名义产能约900GW，而全球年化新增装机仅约400GW，产能约为需求的2.25倍，实际开工率仅在40%–50%之间。这些客观数据说明，所谓“没有产能过剩”的说法并不能成立。
把问题推到“出口去消化”也并非万能解方。中国加入WTO以来出口增长显著，从2001年的数百亿美元跃升到2024年的数万亿美元级别，贸易对外开放长期支撑了制造业扩张。但当全球贸易格局发生重构、去中国化和政治化抬头时，依靠外需来消化过剩就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。更现实的是，许多产品虽然技术和价格具有竞争力，但利润微薄甚至亏损——2024年中国汽车行业平均利润率约4.3%，低于制造业平均水平，而光伏行业在部分时段出现负利润。这意味着单靠低价出口不能根本解决产能与盈利之间的矛盾。
在国际争端中，中国对外的反驳并非否认产能问题本身，而是反对把贸易顺差简单解读为“输出过剩产能”的政治话术。中国出口中约五分之一仍属加工贸易——依靠进口零部件在国内组装再出口，增值有限。若突然抹去中国的供给，全球供应链短期内会出现真空。与此同时，贸易摩擦会推动进口方转向越南、印度等替代市场，美国亦会寻找更多进口来源，中国则须更努力开拓新市场与提高技术含量。 qy球友会官网
为什么在亏损甚至低利的情况下企业仍然生产？背后有经济动因：已投的厂房、设备和产能构成沉没成本，停产无法收回。只要产品售价能覆盖可变成本（原材料、人工、能源），企业往往选择继续生产，以抵消部分固定成本并保住市场与员工。由此产生的激烈价格战并非比拼效率，而是“破坏性竞争”——各方以承受亏损换取生存空间，最终造成全行业受伤。另一个影响因素是国企的软预算约束，使得部分效率低下的企业得以存续，延缓资源的有效重配。国际清算银行2024年报告指出，中国工业中“僵尸企业”比例约在8%–10%，相关企业吸纳了约15%–20%的银行贷款，这进一步挤压了高效企业的融资空间。
把视角拉回到需求端，所谓产能过剩归根结底是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。居民、企业和政府三大需求中，居民端的核心指标长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，消费回补能力有限。要建立新的供需平衡不会一蹴而就，是一个长期的调整过程。因此与其在叫“有没有过剩”的概念上争论，不如接受格局的现实并着手应对。可预见的趋势包括：未来二十年出口占比可能逐步下降；大规模减税和刺激短期消费的空间有限；资本市场难以寄望出现长期牛市。在多重矛盾同时作用下，政策的首要取向将是“稳”——以稳就业、稳投资和维护国际环境为核心。
结论是明确的：产能过剩不是伪命题，而是决定中国未来发展路径的现实约束。面对这一局面，中国最可行的选择是加快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，推动科技突破，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和国际竞争力。这既是化解过剩的出路，也是避免长周期低迷的必由之路。 qy球友会官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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